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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贞昌下台送茶叶让人琢磨，岛内舆论称暗示留任者将饱受煎熬******

　　【环球时报特约记者 陈立非】距离去年“九合一”败选过去了两个多月，台“行政院长”苏贞昌终于在1月30日率行政团队总辞。对岛内民众来说，这出“歹戏”虽然总算落幕了，但陈建仁31日将接棒，且行政部门成员多数没有更换，让他们实在难以对民进党当局今年的表现有什么期待。

　　“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、泡出好茶”

　　苏贞昌1月30日召开临时院会并率领“阁员”总辞。他在致辞时称，他这次当“行政院长”当了1478天，真的是殚精竭虑，“当然限于自己的能力有限，还是觉得有些地方我们做得还不够……我们缘尽于此，当整个情势走到这里，需要有人承担的时候，就是我来担待，各位留下来”。苏贞昌自吹自己的团队“是被肯定的、被检验的、被留下来的”，纯度达万分之9999，成色十足。他接着回顾1月12日宴请时曾送大家一个茶壶，“今天我没什么可以送给大家，我送大家一些好茶叶，请各位继续耐住高温、泡出好茶”，还说“有时候不能尽意，所以在茶袋上我给各位留了一张小卡片代表我的心意，请各位琢磨”。

　　有岛内舆论分析称，苏贞昌的“临别赠言”以及茶叶暗示这些留任者未来将饱受煎熬。按惯例，苏贞昌会后与“阁员”合影拍“毕业照”留念。联合新闻网称，他“全程展露笑容，显得十分轻松”。

　　多人留任被批“不可思议”

　　1月31日，陈建仁将就任“行政院长”，全部“内阁”成员名单已经确定，除了“内政部”“文化部”“财政部”以及台北故宫博物院负责人有异动外，其余部会首长均获留任。台媒30日称，前台北市议员梁文杰将接任陆委会副主委，引发普遍质疑。2011年11月，当时的台北市议员林瑞图爆料称，郑文灿(出任“行政院副院长”)和梁文杰在同年6月前往澳门，接受博彩大亨陈盈助的招待，并无偿受赠约50万澳门元的赌场筹码，当时郑文灿是民进党桃园县党部主委，并参选桃园“立委”，梁则为台北市议员，担任民进党发言人。梁、郑随后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告，诉请林瑞图赔偿两人各200万元新台币外，同时向士林地方法院提起自诉，控告林诽谤罪。但法官认为林瑞图已经合理查证，而且是就可受公评之事进行评论，判决郑梁二人败诉确定。国民党“立委”李德维30日称，当年备受争议的郑文灿与梁文杰都将担任要职，蔡当局的用人标准到底在哪里？“立委”郑丽文痛批，完全不见梁文杰有何两岸经历与专长，民进党完全没有检讨败选原因，只见政治酬庸与派系分赃。国民党副主席连胜文也表示，两岸事务相当复杂，且情势严峻，陆委会应找有经验的，而不是找在脸书骂人或上政论节目胡扯乱扯，扮演网军角色的人，他无法胜任陆委会这么重要的工作。

　　台“农委会主委”陈吉仲获留任也被视为“不可思议”。中时电子报1月30日称，陈吉仲先前多次透露会回大学教书，回老家养猪，各界也猜测他将下台走人，没想到居然获留任。分析称，关键在于陈吉仲惯用补助政策，下任“主委”若无法延续，恐会招致批评，导致这一职位乏人问津。有农业学者认为，陈任内将台湾农业彻底打造成“福利事业”，还有农民不留情面地直言，“陈吉仲下台”才是最刻不容缓的农业政策。他有诸多争议，包括“1450事件”、开放莱猪、“班班吃石斑”未兑现、农产品出口成问题，只能不断使用补贴来掩盖施政不力。

　　上任后第一个冲击

　　尤其值得关注的是，台安全部门除了“国安局长”陈明通下台外，“外交部长”吴钊燮、“国防部长”邱国正与陆委会主委邱太三均留任。前民进党“立委”林浊水1月30日质疑称，兵役延长、应对解放军军演失当以及“论文门”都是民进党当局声望急挫的最大原因，针对处理两岸关系，民众评价也偏低，“但是政府人事异动，国安三巨头纹风不动合不合理？”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称，“行政院正副院长”都有学术伦理问题，难以成为社会仰望的对象。国民党要自我检讨，以此为鉴，更要努力团结，让民众信赖，以2024年下架民进党为目标，为台湾找出路。新的一年，他希望海峡两岸都能以对话取代对抗、以谋和消弭战争，回到10年前两岸的和平与繁荣。国民党主席朱立伦说，这次“内阁”改组非常平庸且没有特色，可能都只是基于党内派系的利益。

　　“台湾民意基金会”董事长游盈隆更是气炸了，1月30日炮轰陈建仁“内阁”都是一堆“破铜烂铁”，让他不禁感慨蔡英文当局似乎是被虐待狂，常常搞那种授人以柄的事，然后被在野党和民众鞭笞。他说，31日陈建仁就要粉墨登场了，“正副院长”加9个新部会首长和发言人共11人，约占1/3，苏“内阁”成员2/3留任，基本上是小幅改组，并没有呼应社会主流民意希望全面或大幅改组。

　　台湾《中国时报》1月30日评论称，当局“新瓶装旧酒”看不出改革，但面对2024年选举，连打3场胜仗的国民党别想着靠“争议内阁”捡到枪，赶紧推出最强人选，才能好好为民众做事。《联合报》30日的社论称，港媒援引相关分析认为，一旦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窜台，解放军将采取“更加全面、震撼的行动方式”，借势把反“台独”军事行动推向一个新的高度。而岛内新安全团队上任的第一个挑战，就是麦卡锡可能窜台的冲击。蔡英文当局将陷入两难，如果热烈欢迎麦卡锡，可能会得罪拜登政府；但如果不欢迎，又会得罪主导众议院的共和党，“不可不慎”。

一题而三命意的《伶官传序》******

　　作者：詹丹

　　欧阳修的史论名篇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分别在中开头、中间和结尾，出现了三处观点句，即：

　　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哉

　　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

　　夫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

　　对此，虽然有人曾提出哪一处是中心句的疑问，但也有不少学者把三处观点作了归并处理。如流行甚广的朱东润主编的《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》有关这篇作品的题解，就把三处观点整合在一起加以论述道：

　　这篇文章是把“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”作为教训，说明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指出一个王朝的兴亡主要决定于人事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，有其进步意义。

　　而陈必祥在《欧阳修散文选集》题解中论及此文时，把第一处观点句称为“全文的主旨”，把第二处称为“结论”，又把第三处称为揭示“带有更普遍意义的教训”，是“扩大和深化了主题”。只不过用换一种说法，依然对三处观点句作了归并处理。

　　不过，吴小如在1980年代论及该文的主题时，一方面归并处理了三处观点，但更重要的，他还有着深入一步的看法：

　　这篇文章的主题归纳起来不外这三层意思：首先是盛衰治乱兴亡之理，由于人事而未必由于“天命”，这是一篇的主干。其次，所谓“人事”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即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和“祸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。

　　虽然吴小如在提出主题的三层意思的同时，对内部关系做出了逻辑分析，认为第一处观点句“人事”是主干，后两处是“人事”的具体表现，大致体现出“总-分-分”这样的逻辑关系。但我的看法稍有不同。

　　从逻辑分类看，后两处的观点，确实都属于“人事”的范畴。但从观点的抽象到具体的递进程度或者说从“人事”的普遍性到特殊性看，其间的关系又是步步深入的。

　　由于第一处提出的观点“盛衰之理，虽曰天命，岂非人事”中的“人事”毕竟没有具体内涵，所以这是在一个宏观角度，提出了与“天命”相对的观点，来构成盛衰之理的具体内涵。也就是说，相对于纷繁复杂的“人事”来说，这个概念本身是抽象而又空洞的，只是当作为与“天命”对等的一个概念，把传统的认同“天命”的观念也向“人事”有所转向，才有其具体的针对性。

　　也正因为“人事”概念本身的抽象和空洞，所以它反倒像虚位以待的框架，可以容纳丰富的内容。其实，庄宗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本来就复杂，《旧五代史》在庄宗本纪最后评价说：

　　然得之孔劳，失之何速？岂不以骄于骤胜，逸于居安，忘栉沫之艰难，狥色禽之荒乐。外则伶人乱政，内则牝鸡司晨。靳吝货财，激六师之愤怨；征搜舆赋，竭万姓之脂膏。大臣无罪以获诛，众口吞声而避祸。夫有一于此，未或不亡，矧咸有之，不亡何待！

　　其罗列出的林林总总，所谓“咸有之”，正说明了这一点。当然“伶官传序”似乎更突出其重点，所以在林林总总的“人事”中，强调了人的行为上的“忧劳”和“逸豫”这一组概念对比。这样就把抽象的宏观的“人事”递进到相对具体的中观层面。这当然是有庄宗的具体行为可以呼应的，这里且举一事为例。

　　《新五代史》有记录说：

　　同光三年夏，霖雨不止，大水害民田，民多流死。庄宗患宫中暑湿不可居，思得高楼避暑。宦官进曰：“臣见长安全盛时，大明、兴庆宫楼阁百数。今大内不及故时卿相家。”庄宗曰：“吾富有天下，岂不能作一楼？”乃遣宫苑使王允平营之。宦者曰“郭崇韬眉头不伸，常为租庸惜财用，陛下虽欲有作，其可得乎？”庄宗乃使人问崇韬曰：“昔吾与梁对垒于河上，虽祁寒盛暑，被甲跨马，不以为劳。今居深宫，荫广厦，不胜其热，何也？”崇韬对曰：“陛下昔以天下为心，今以一身为意，艰难逸豫，为虑不同，其势自然也。愿陛下无忘创业之难，常如河上，则可使繁暑坐变清凉。”庄宗默然。终遣允平起楼，崇韬果切谏。宦官曰：“崇韬之第，无异皇居，安知陛下之热！”由是谗间愈入。

　　在这里，身为一国之主不顾民间疾苦而只想着自己安乐，庄宗过往忧劳与当下逸豫的鲜明对比，成为一种身体的真切感受，而不听忠臣进谏、尽受小人蛊惑，常常又是关联在一起的。《资治通鉴》也记录了这一史事，胡三省加注感叹说：“郭崇韬之言，其指明居养之移人，可谓婉切，其如帝不听何！”

　　此外，观点句中，“兴国”和“亡身”对举，“国”和“身”还有互文足义的意思，所以文章最后提出庄宗“身死国灭”，就有了词语肌理上前后呼应的连贯性。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虽然庄宗后来的“逸豫”事例斑斑可举，但文章从《尚书》中的“满招损谦受益”引出该文的观点句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，还是说明这种现象具有相当普遍性。这样，把这种虽然具体但依然普遍的观点，推进到庄宗个人境遇的特殊性，也就是作为“序”而指向“伶官传”的特殊性，所谓“忧患常积于忽微，而智勇多困于所溺”，这是呈现第三处观点句的意义所在。相对第一处的宏观和第二处的中观来说，这第三处的观点句，就是微观了（尽管结尾的“岂独伶人也哉”一句，显示了作者也努力要把这种特殊的微观回扣到普遍性中）。

　　在以“宏观”“中观”和“微观”理解三处观点句的递进关系时，我们都是以“人事”为立论前提的。在这过程中，作者所谓的“虽曰天命”一句，似乎被抛到了一边。我们固然可以说，作者强调了人事的重要性的同时，并没有完全否认“天命”的存在，但其向下文延伸的肌理性关系，似乎已经被我们无视。我们没有意识到，在其论述的递进过程中，那种似乎已经隐身的“天命”意识，其实际内涵已悄然发生了改变。

　　许多人在强调第二处观点句时，无意中遗漏了“忧劳可以兴国，逸豫可以亡身”的后一句“自然之理也。”而这似乎从“人事”中逸出的，这不能被主观世界完全掌控的普遍性、规律性之理，以颇为“自然”的方式出现，使得我们忽视了其存在。而这，恰恰是能够跟同样不受人的主观控制的“天命”互为相通，形成一种肌理性联系。

　　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谈到唐代向宋代有关天的观念变化时，认为是从“天谴的天向天理的天的变化”，也就是“主宰者的天向理法的天的变化”。唐以前的人们习惯认为，作为主宰者的天似乎有着人格意志，可以借助自然灾害，对君王犯下的错事做出谴责，以提醒君王纠正过错，所谓“天谴事应”。此类观念到宋代已经受到了不少学者的挑战。欧阳修和宋祁主持编撰的《新唐书》，就讨论了“天谴事应”的问题，并对此有所质疑。在“五行志”中，认为后世之人是在“曲说而妄意天”，所以他们编写的体例就“著其灾异，而削其事应。”而《五代史伶官传序》中提出不受人意控制的自然之理，正是从“天命”向“天理”过渡的桥梁。当天理内在于人事中（这被沟口雄三称为“欧阳修的天地人之理”）得到理解，成为一种规律时，认识到这种规律、这种天理的存在其实只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。不过，当人们总是通过自己的言行来反复证明这个规律的存在，不断重蹈覆辙时，才是一件使人不胜感叹的事，也难怪欧阳修会在他的史论中，常常劈头就感叹一声：“呜呼！”

　　（作者单位：上海师范大学光启语文研究院）

　　（文图：赵筱尘 巫邓炎）